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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穷困可谓是诗人圈中最极致之人!老婆带孩

他的穷困可谓是诗人圈中最极致之人!老婆带孩,

  

  他的名气很大,但凭良心说,真正识得他的人应该是很少,这不仅仅说他的诗文,即使人生也少有人关注,这似乎与他的“苏门弟子”的身份不太相符,此人便是陈师道。

  提起苦吟诗人,头脑中便立即会想起“郊寒岛瘦”这个词,但好像没人知道宋代也有一帮苦吟者,而最具代表性的则非陈师道莫属了。

  书载,陈师道写诗特别地刻苦,一旦有了灵感,做的第一件事是立马跑回家,钻进被子中,把自己捂得个严严实实,大家都知道他的作派,“家人知之,即猫犬皆逐去,婴儿稚子亦皆抱持寄邻家”,以免妨碍了他的创作,这种仪式感很是奇葩。

  他对自己的作品是反复吟咏,苦心推敲,好事者送雅号为“吟榻”,他也乐于接受,亦自称为“吟榻者”,师兄黄庭坚曾为他量身定做了一句诗:“闭门觅句陈无己”,说的就是他创作时的情景。

  

  不过,他的苦不仅是创作苦,生活也是苦不堪言,可以说是贫穷了一辈子,虽然现在他的声名不高,亦无一首脍炙人口,人人能背诵的佳作,但在业内来说,影响还是很大的,可以说亦是“藏在深山无人识”的一丛幽兰,独自芬芳。

  陈师道,字无己,号后山居士,后人称为陈后山,徐州彭城人,“苏门六君子”之一,江西诗派重要作家;初为徐州教授,后历太学博士、秘书省正字等职,年49岁时病逝,有《后山集》传世。

  他的简历可谓是再简单不过了,相对于北宋那些文坛牛人,其中似乎少了一句话,“进士出身”,也就是说,他没有经过科举考试,这在当时应该算是白衣之人,至少是不能入仕途的。

  

  简介中可以看出,他的学历很高了,但当年的这些教授博士,并不代表学历和出身,只是在某一领域中学问或技艺出类拔萃之人的尊称,也可以是职业的代称,并不需要通过考试获得。

  与以前的博士称谓相比,宋代的含金量显然要低很多,但不管怎么说,他这博士是政府批复授予的,还是说明陈师道的学识是很高深的,非是那些民间的茶博士或酒博士的俗称相比。

  陈师道的祖上也曾是高官,但到他这一代时,早已风光不在,家道中落,这时的一个普通人家子弟,想要融入主流社会,唯一的途径便是科举,只有博得一个出身,方有步入仕途的可能。

  

  当时正值王安石对科举考试的内容进行改革,以经义取士,诗文的比例大幅下降,这对一生痴迷诗的陈师道来说,当然会失分不少,于是,为表示不满,他索性不参加考试了,将自己置身于白衣之列,有脾气!

  这时的他已23岁,正值大好年华,不去科举,将自己上升的通道堵死,这代价实在是太大了,后来的他在京城晃荡,“游京师逾年,未尝一至贵人之门”,从中我们能够想见,这陈师道不趋炎附势,还真是个有个性的牛人。

  他之所以牛,当然也是有根基、有本钱的,早在16岁的时候,他就以文章被“古文八大家”之一的曾巩所赏识,后来便在曾巩的门下读书,可以说,他最早是曾巩的门生。

  曾巩作为文学大家,在朝廷掌管五朝史事,有权自己选择僚属,欲举荐28岁的陈师道为属员,期以助他一臂之力,惜“朝廷以白衣难之”,未果;又有人举荐他去太学当学录,也就是管理学规及考校训导,他也推辞不就。

  

  不管怎么说,这学录一职,虽然是官阶相当于最低的九品级,但怎么说也是属吃官饭之人,当然,以陈师道的才学和自视,是远看不上这渣渣小官的。

  陈师道的名声大,许多高官也认为以他这样的才俊被闲置,实在是可惜了,也想将他招至门下,当时在枢密府的章惇想将推荐他,此时已32岁的他婉拒;后来章惇为执宰,权倾一时之际,更是托秦观递话,让陈师道去拜见并举荐他为官。

  受到宰相的青睐,平步青云,指日可待,依一般人,遇见这么好的机会还不忙得屁颠屁颠的,赶紧贴了上去,但陈师道如何行得这般之事,爽气地回复秦少游,“士不传贽为臣,则不见于王公。”拒不谒见,“终不往”这牛气哄哄地逆天了,而此时的他已40岁了。

  

  不过为生计,在这期间他还是接受了苏轼的举荐,去徐州的州学当了教授,两年后,当苏轼去杭州任太守时,他去送行,又因擅离职守,加上“进非科第”而受到攻讦,于是,被弹劾成了一个无业游民了,我估计还是因为当时的党争之祸而中枪了。

  姓名曾落荐书中,刻画无盐自不工;

  一日虚声满天下,十年从事得途穷;

  白头未觉功名晚,青眼常蒙今昔同;

  衰疾又为今日别,数行老泪洒西风。

  此诗名为《别黄徐州》,是他离开徐州时同友人告别时所作,其中的用典了无痕迹,功底深厚,诗中直接抒发了他在贫病交加中,同好友离别的凄苦之情,诗风老键,苍凉沉郁,颇有杜甫七律风致。

  

  丢了饭碗,日子穷困难熬,他只能放下高贵的身段,去曹州岳父家蹭饭,连老母亲也“从其不肖子,就食河北”,然而,不但母亲死于路途,自己也被疾病摧残,下面这首《病起》就是在这个时候写就,道出了他满满地无奈之情。

  今日秋风里,何乡一病翁,

  力微须杖起,心在与谁同,

  灾疾资千悟,冤亲并一空,

  百年先得老,三败未为穷。

  他尽管历尽磨难,颠沛流离,但却也想实现自己的价值,在飒飒的西风中,壮年的他在疾病的折磨下,已须策杖助行了,他四顾茫然,此情无人能喻,虽是屡遭挫折,然他的心还未死,他还是想做一番事业,这是诗人的积极入世处。

  

  及苏轼任颍州太守时,他去颍州当教授,苏轼对他也是赞赏有加,并希望收为已41岁的陈师道为弟子,可他因为曾受教于曾巩,遂以“向来一瓣香,敬为曾南丰”为由婉拒,这让苏轼情何以堪。

  好在苏轼是个爱才又大度之人,不以为杵,反而对他尊师的行为很是尊重,一以贯之地对他关爱有加,对他进行全方位的指导,使他的文学才能日渐精进,所以,尽管他没有正式拜东坡为师,后人还是乐于将其列为苏门弟子。

  以苏东坡之名气,欲收他入门,缘何陈师道会加以拒绝,从表面上看,似乎他是不愿背师,但要是真正想深一点,苏轼和曾巩都是欧阳修的门生,以师承论,皆出同门,其实也不算是背师。

  所以,他所说的“愿立弟子行”也只是自谦之词,因为,不管他愿意与否,最终后人还是将他列入“苏门六君子”,这也许只是他心气高的表现方式吧。

  

  虽然陈师道也担任过一些职务,但包括太学博士在内的这些职务,准确说都不算正式的国家公务员,应该属部门招聘的事业单位非在编人员,而此后虽有调彭泽令、秘书省正字的机会,但他却因母丧等原因,未曾入职,这些按说都是正宗的公职,至于真正的原因为何,不是而知。

  我猜测,陈师道既然不科举,也早就将入仕的道路自我堵死,所以,他对当官有着顽固地拒绝心理,从他曾担任过的职务来看,都是些类似“民办教师”般的外编制人员,这不违背他内心的坚守,至于后来那些在编的公职,他是不会去的,也不屑,要是去了,岂不是早知今日,何必当初,那是万万不能的。

  可是,这样的性格对他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损伤,他一生贫穷,家中经常是陷入断炊之困,相对于如杜甫或孟郊那样贫困的程度来看,陈师道可以说是“苦”呤诗人第一人,连妻子儿女都无力养活,其生活之艰辛,远超人们的想象。

  

  他有多穷?据正史载,“家素贫,或经日不炊”,同门师兄张耒说他是“劳苦陈夫子,欣闻病肺苏。席门迁次数,僧米乞时无。”而同朋友晁说之也说:“闻之在徐州,无衣出柴门。亦赋乞食诗,饥疮故拙言。”这穷得来也真够水平了。

  他的穷困可谓是诗人圈中最极致之人,最后是在49岁时,因没有冬衣御寒,受冻成疾而亡,“衣无绵,遂以寒疾死”,死后无钱下葬,朋友买棺敛之。

  没有衣服穿竟至冻病死去,这穷困的程度想想都觉得令人不可思议,但这其中却是有个缘由,换言之,是他的高傲将自己推向了死亡之路。

  他要外出郊祀行礼,天寒无棉衣,于是妻子找娘家人借来棉衣与之御寒,但当他得知这衣物是连襟赵挺之的物件,坚决不穿,冒寒出门,归来便生病卧床,不久便离开了人世。

  

  史载:“陈在馆职,当侍祠郊丘,非重裘不能御寒气。无己止有其一,其内子为于挺之家假以衣之。无己诘所从来,内以实告。无己曰:“汝岂不知我不着渠家衣耶?”却之,既而遂以冻病而死。”

  宁愿受冻,也不穿他心目中从恶人处借用他人锦衣,表面上看,是他脸皮薄,死要面子的结果,是典型的被自己给作死的;其实是骨子中志士不饮盗泉之水,廉者不受嗟来之食使之然,这体现了陈师道的傲骨和高洁人品,不过,这代价也实在太惨重了。

  赵挺之是何人?那可是北宋的宰相级人物,是妥妥的高官贵人,应属新党一派,虽然现在大家对他不熟悉,但他有个儿子却很有名,叫作赵明诚,而赵明诚的妻子便是大名鼎鼎的李清照,所以,从辈分来说,李清照应该喊陈师道一声姨夫呐。

  

  对赵挺之这样的高官,陈师道是不屑与其为伍的,更何况当时新、旧党争炽烈,几成水火不容之势,而以蔡京为首的新党对司马光和苏轼等一众旧党人,迫害程度令人胆寒,作为苏轼的弟子又心高气傲的陈师道来说,拒绝穿这衣服,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
  陈师道实在是个很奇葩之人,他一生只活在自己的世界中,除了诗,其他一切都与他无关,包括养家糊口这基本的生活保障,在他眼中都无视,他的个人爱好高于一切,说实在的,谁嫁与他,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。

  家境贫困,生计维艰,尽管处“人不堪其贫”之时,他自己却全然不以为意,依然“左右图书,日以讨论为务,盖其志欲以文学名后世也”。

  陈师道目前存诗五百余首,不算少了,但是读他的诗,总是给人一种色调灰蒙的感觉,完全没有点点亮丽的色彩,读后心情很是沉重,令人窒息。

  

  他的诗,没有“杏花消息雨声中”的闲情逸趣,没有“明月清风不用钱”的潇洒豁达,没有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哲理天然;更没有气势喷薄于字外,抱负藏匿于胸间的豪迈。

  他有的,是凄凉的“贫居常闭门”,哀叹的是“穷里听嘘吁”,令人心痛的是“五年三别离”,压抑的是“吞声不敢尽”,特别是他无力养家时,将家人送去岳父处抚养而写就的一系列伤感的诗,如《送内》、《别三子》、《寄外舅郭大夫》以及《示三子》等等,饱含深情, 凄楚感人,是陈师道最富有深情的诗作,读来真是让人嘘唏不已。

  城与清江曲,泉流乱石间;

  夕阳初隐地,暮霭已依山;

  度鸟欲何向,奔云亦自闲;

  登临兴不尽,稚子故须还。

  即使如这首《登快哉亭》这样的感觉应该有些快意的场景,在夕阳和暮霭的笼罩下,虽与老杜的“水流心不竞,云在意俱迟”意境相似,但也让人有些沉闷的落寞感。

  

  江西诗派有所谓“一祖三宗”之说,一祖指杜甫,三宗则是黄庭坚,陈与义及陈师道,陈师道对年龄稍长的同门师兄黄庭坚是很崇拜的,书载他见黄庭坚后,“尽焚其稿而师事之”,二人的关系是亦师亦友,相互敬重。

  宋代著名诗僧惠洪在他的《冷斋夜话》曾记载: “予问山谷:今之诗人谁为冠?曰:无出陈师道无己。”而黄庭坚自己也说:“其作文深知古人之关键,其作诗深得老杜之句法,今之诗人不能当也”可见黄山谷对陈后山的赞赏之情。

  

  这里如果细想一下,有个情节很令人深思,陈师道结识苏轼要早于黄庭坚,为何见了苏轼不焚其稿,六年后见了黄庭坚却焚少作而学之呢?

  这应该只有一种解释,于诗,陈师道认为自己苏轼不是一个路子,苏轼的诗如天马行空,束缚甚少,而黄庭坚的诗则是可学得的,其对句子的锤炼同自己很是相契,这也可以解释陈师道对苏轼送来橄榄枝,委婉地拒绝了。

  但是,同乃师苏东坡“以故为新”,“化俗为雅”的路子不同,陈师道崇尚的是“语简而益工”,这亦同他崇敬的黄庭坚也并不完全一样,黄诗追求的是“夺胎换骨”及“点铁成金”,而陈师道应该是同梅尧臣“意新语工”的继承者,只是因为崇尚黄庭坚对字句的推敲锻炼,所以后世才有并称“黄陈”一说。

  

  断墙著雨蜗成字,老屋无僧燕作家;

  剩欲出门追语笑,却嫌归鬓著尘沙;

  风翻蛛网开三面,雷动蜂窠趁两衙;

  屡失南邻春事约,只今容有未开花。

  后山诗的佳处在于高古而具有真情,锻炼而以淡雅出之,这首《春怀示邻里》公认为陈师道的代表作,是诗人写给邻里说明自己“屡失春事约”的原因,亦是他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,表达了自己凄苦寂寥的生活和心情,语言峭拔生新,点铁成金,全诗情感深细,意境新奇。

  但是,作为江西诗派的中坚人物,陈师道的诗题材很是狭窄,几乎都是围绕个人际遇来书写,与社会严重脱节,与杜甫的人文情怀相差太多,尽管他也是倾力学杜诗,却只得杜诗在句法上的皮毛。

  

  而他的诗风也与杜诗大相径庭,缺少杜诗那种沉郁雄厚之气。其风格可以看作同晚唐李商隐用典抒情是一脉相承,稍有变化的是,在用典上呈现出大写意的风致,他过于注重在句法上的雕琢,但囿于学力所限,巧则及巧,终乏大成。

  书当快意读易尽,客有可人欺不来;

  世事相违每如此,好怀百岁几回开。

  这首诗在陈师道的作品中并不多见,在寻常的句子中,道出了快乐不常在的人生之虚无,词句虽然浅显直白,却充满哲理性,一句“世事相违”,则道破了他此生的无奈,揭示了其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。

  所以有后人评说,“只要陈师道不是一把成语古句东拆西补或者过分把字句简缩的时候,他可以写出极朴挚的诗。”

  

  后世对陈师道的评价是:性格狷介、高风亮节、淡薄仕途、安贫乐道、孤芳自赏、不求谐俗;在文学方面以“苦吟”著称,“无字无来处”、“语简而益工”。

  观陈师道一生,寿不及半百, 官不过正字,骨气铮铮,傲气干云,即使老母就食而道卒,妻子寄食于妇翁;而他亦终生享受在自己的诗歌世界中,一生诗意陶然。

  可惜的是,成就大诗人所必须的长寿和多产,皆与其无缘,又极其穷困潦倒,布衣终生,所以,现今识得他之人,实是不多,尽管他的诗名很高,运思幽僻,刻意求深,但如果不了解他的人生轨迹,读来还是终隔了一层,是体味不出其诗中三昧的。

《他的穷困可谓是诗人圈中最极致之人!老婆带孩》:等您翻牌子呢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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