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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子才古诗100首

袁子才古诗100首,

编著注:许有成先生编著的《于右任传》为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于右任传记,该书十七万字,资料丰富,文笔流畅,是一部真正的雅俗共赏的学术性著作,可以较为完整地了解于右任的一生。现按章节整理转载,以飨大家。


「转载」《于右任传》——西北奇才

点击链接阅读上章:【转载】《于右任传》——牧羊少年

二、西北奇才

独立亭亭命世雄,男儿何必哭途穷。

卢骚寡妇淮阴母,慧眼豪情不愿逢。

——咏史

第五先生辞馆后,村塾延请了另一位塾师授课,但他学识平平,是位冬烘先生。房氏认为这样下去读不出什么名堂,决定把侄儿送到三原去就读,那儿是县城,好的老师多。于右任有一位族祖于重臣,他在三原县南大街外恒丰米店,交游甚广,在地方上也有些声望,又是个读书人,与三原县有名的塾师毛班香很要好。于是,房氏带着11岁的于右任回到三原县城,投奔重臣公,在于重臣家附近东关渠岸赁屋而居,送于右任入毛氏私塾读书。

毛老师名班香,字经畴,他与其父毛亚苌(汉诗)两人同为关中有名的塾师。于右任在毛班香那里读书9年,学了经书、诗文及书法,特别是学习了毛老师的治学之道。毛老师为人,无论做什么事,都聚精会神,专心致志,教书是这样,写文章同样是这样。于右任对这位老师的学问和人品都很敬佩。弟子们出于对老师的热爱和景仰,常向老师求教:“您的学问这么渊博,是怎么得来的?”毛先生坦然答道:“我没有什么长处,只是勤能补拙而已。”“勤能补拙”,于右任认真咀嚼着老师这句话的含义。

这位毛夫子的教学方法,在当时的塾师中也是比较特别的:年纪大一些的弟子他亲自授课,年岁小的学生,则由大的学生去教。数十年后,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,创立了“小先生制”,陶先生对这种学生教学生的制度极为赞赏,曾赋诗说:“有个学校真奇怪,大孩自动教小孩。七十二行皆先生,先生不在学如在。” 而毛班香先生,也许就是实行“小先生制”的嚆矢。平时,每日授课两次,夏季日长,再加授一次。他所教过的书,都要学生背诵,过去教过的,也要学生连带一起背。所以,凡毛先生教过的篇章,学生们都记得很熟。


「转载」《于右任传》——西北奇才

1930年,于右任、张默君(女)与 张学良(站他们中间者)等人合影

毛先生的父亲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塾师,年事已高,在家养老。毛先生因事外出时,由他代授,学生们称他“太夫子”。

于右任60岁时在他的《牧羊儿自述》中写道:太夫子“他生平涉猎甚广,喜为诗,性情诙谐,循循善诱。自言一生有两个得意门生:一是翰林宋伯鲁,一是名医孙文秋。希望我们努力向上,将来胜过他们。对我的期望尤殷,教导也特别注意。太夫子又喜为人作草书,其所写的是王羲之的‘十七鹅’,每个鹅字,飞、行、坐、卧、偃、仰、正、侧,个个不同,字中有画,画中有字,皆宛然形似,不知其的本从何而来。”

可见,这位太夫子也确实是一位饱学之士,于右任后来勤学苦练,以草书闻名于世,成为当代的“草圣”,不能说与这位太夫子的启蒙和影响没有关系。

在毛班香先生那里学习了一段时间后,于右任开始学作古体诗和近体诗。为了学做诗,他把《唐诗三百首》、《古诗源》和《诗选》等学诗的“范本”都找出来读,但总觉得读起来不大对劲,所以对做诗不感兴趣。

有一天,于右任为毛先生料理馆务,在毛先生的书架上,发现了文天祥和谢枋得的两册诗集残本,试读之后,只觉得“声调激越,意气髙昂,满纸的家国兴亡之感”。他不禁诗兴大发,从此领悟了做诗的门径。日后于右任自己也成为旷代诗人,他所作的诗,多半以国家兴亡、民间疾苦为主题,绝少儿女私情。他对那些一味歌颂太平盛世的诗篇没有兴趣,这也是时势使然,只要考察一下清末国势阽危的情况,便可知那些“范本”的不合时宜。

于右任从少年跨入青年的10年中,学业有长足的进展。除了本人的努力和毛氏父子的教诲外,也还得力于另三个人:一个是他的父亲,一个是房氏伯母,还有一个是族祖于重臣。

据于右任自己讲,做学问的门径“得益于庭训为多”。他的父亲于宝文,只读过两年村塾,为生活所迫,外出学艺。由于他勤奋好学,加上劳作关系,长期刻书、校书,与岳池地区的学者接触频繁,博览群书,不懂就问,因此他的见识,反较一般科举中人为高。他在岳池期间,曾手抄过全部《史记》,辑修过家谱,选成治家语录和格言三卷,又借抄张之洞的《輶轩语》、《书目问答》和袁子才的《小仓山房尺牍》等书,圈点过《十三经》两遍。他把历年所得的书,不断寄回家中,并常在信中指点于右任:某书当读,某书某处重要。

1889年,于右任的父亲带着继母刘氏回到三原,在东关石头巷赁屋而居。巷中有一小庙,平时空荡无人,于宝文日间读书其中;晚上在家里,父子在灯下互为背诵。背时皆向书一揖,不熟则夜深相伴不寝。后来于右任在“斗口村扫墓杂诗"中,有一首记述其事:

发愤求师习贾余,东关始赁一椽居。

严冬漏尽经难熟,父子高声替背书。

于宝文不但发愤读书,也喜欢买书,在四川劳作十余年,陆续寄回来的书不少。他每年的薪水不过数十两银子,几年回家一次,又要还债,家境甚窘,但只要有好书,却从不吝惜薪资,照买不误,以致家中到处堆的都是书。有时,他指着一堆书对于右任说:“望汝作世上一个读书人。”

于右任发愤向上的学习态度,还得之于房氏“望侄成龙”精神的感染。房氏虽然不识字,但督课甚严,每晚总要陪伴于右任学习到三更。于右任偶有过失,或在塾中嬉戏荒废学业,她既不责备,也不逐赶,常面呈戚色,数日不欢。于右任每当看到伯母郁郁寡欢的脸色,就知道自己错了,深感不该荒废学业耽于嬉耍,惹得伯母数日不欢,应立即改正并发愤学习,使伯母转忧为喜,否则对不起含辛茹苦抚养自已的伯母。直到60岁于右任写《牧羊儿自述》时,回忆起房氏伯母“爱护之心和严正之气,至今梦寐中犹时时遇之”。终其一生对伯母的养育之恩,一直感念不忘。

于右任的族祖于重臣,也是于右任成长过程中的一位功臣,倘无于重臣的资助,于右任不可能离开杨府村到三原毛班香私塾求学。

毛氏私塾距于重臣住处甚近,青少年时代的于右任常至族祖家。这位爷爷对侄孙十分钟爱,关心他的学习,常常给以学习用品和糖果。后来于右任因《半哭半笑楼诗草》罹祸亡命上海,于重臣恐遭灭族之灾,举家逃亡,仅留两客在家看门。几年后形势渐转松动,于重臣方敢回家。他对流亡在外的于右任仍十分惦念,在病重时犹问于右任回来否?于右任曾有诗一首悼念其族祖:

袖中书本袋中糖,入学相携感不忘。

恸绝江南亡命日,弥留犹唤我还乡。

于右任在毛班香私塾读书时,虽有族祖于重臣的资助,但家庭经济仍然十分拮据,有时穷得连买盐的钱都没有,只好淡食。适其所居住的前院,有一家鞭炮作坊,作坊里有不少妇女和儿童做临时工。于右任利用课余时间,到鞭炮作坊打零工,学打炮眼、装药线。每做一盘,可得制钱—文,一天做三四盘,赚上三四文钱,一则贴补家用,再则添些纸笔文具之类,偶尔匀出一文买一颗糖吃,就算够“奢侈”的了。


「转载」《于右任传》——西北奇才

不料一天晚上,鞭炮作坊突然失火,掌柜的全家被烧死,天亮后,他跑到前院一看,作坊已变成一片瓦砾场,于右任的“财源”断了。

当“失业”的痛苦向他袭来时,他终于找到了一条贴补家用的新路子。其时,陕西学政当局为奖励文章写得好的学生,在有些书院设有一种“考课”,经常吸引一些青年学生来参加考试,对考得好的学生发点儿钱,以示奖励。于右任14岁那年,初生之犊不畏虎,跟随着比他大一些的学生到三原学古书院去参加“考课”,第一次就得了二钱银子的奖金,折换成制钱约二百三十枚,等于在鞭炮作坊做两个月的小工。他喜之不尽,以后就经常去参加这种“考课”,—则可以练练笔,再则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,可以贴补家用。

由于于右任在考课时经常得奖,平时学业也非常优异,他的同窗都劝他早一点去应童子试(考中称秀才)。他把这个意见告诉他的父亲和族祖于重臣,他们都不赞成,认为他年纪还小,不宜过早去应试,这 样会荒废学业,所以于右任仍在毛氏私塾读书。


「转载」《于右任传》——西北奇才

17岁那年,赵芝珊(维熙)任陕西学政,适逢岁考,于右任考了个第一名,名列三原县的榜首,成了秀才。这在毛氏私塾里实不多见,毛先生认为他已学有根底,不再像过去那样一板一眼地规定他的功课,读什么书让他自由选择,功课也比较自由,毛老师仅担任一些讲解而已。

又过了两年,毛老师认为他学已有成,应从名师进一步深造。于是,于右任离开了培育他9年的毛班香老师,到三原的宏道书院、泾阳的味经书院、西安的关中书院去住读。由于在几个有名的书院都学习过,阅历渐广,眼界扩大,读书也渐多,诗、赋、经、解都能对付,就是八股文作得不合当政者的口味,因而不能崭露头角,心里常闷闷不乐。

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时所采用的一种文体,又称“制艺”,因为它要求文章中必须有四段对偶排比的文字,一共八部分,所以叫作八股文。股是对偶的意思。文章结构必须包括:破题、承题、起讲、入题、起股、中股、后股、束股、大结等部分。字数有严格限制。明初规定乡试、会试为五百字,清康熙年间改为五百五十字,乾隆以后改为七百字。书写款式的规定也极严格。试文要求点句、勾股(标段落)、添删涂改的字数于文末以大字注明。文中避庙讳 (死去皇帝名)、御名(当今皇帝名)、圣讳(孔孟名)。试题低二格,试文一律顶格。不符合上述规定者取消考试资格。

对这一套繁琐、束缚人们思想的程序,而且还要限定以四书为题材,于右任讨厌极了。于右任所学,是以书经、三礼、史记、张子正蒙等书为根本,只重说理,不讲究辞藻的华美。考官批阅他的试卷,往往怀疑他是抄袭明朝人的文章。因此,考试后,不是背榜(倒数第一)就是倒数第二,心里不免郁郁不乐,直到叶尔垲(伯皋)督学陕西,他才得以脱颖而出。

清朝制度,提学使三年一任,每省一员,由清政府派遣大员充任,体制宛如钦差,可以专折奏事,位次于督、抚,但奏事却与督、抚平行。1898年,于右任20岁时,叶尔恺出主陕西学政,在当时各省的提学使中,他是以学问渊博著称的。他的幕府中也人才济济,如叶澜、叶翰两先生,都是东南知名之士,尤其好讲新学。

那时提学使的衙门,设在三原,叶学台到任后,观风全省,出了几十道试题给秀才们去做。这几十道题,各门学问无不具备,限一月交卷。于右任在“冬寒无火,夜间呵冻所书,忽浓忽淡,甚形潦草”的情况下,勉强写成了十多篇。想不到呈上去后,得到学台大人的激赏,认为于的诗文策论,见识襟度,卓尔不凡,非吋流可及。叶学台欣然批道入关以来,未见第二人”,“作者奇才妙笔,可以自成一家”,并大书“西北奇才”,推崇备至。传见的时候,对于右任说了许多嘉奖、勉励的话。还拿出一部薛福成的《出使四国日记》给他阅读,叫他留心世界大势,末了还说这部书我只带来一部,阅后仍须送还。”可见学台大人对于右任的青睐。

叶学台要于右任阅读薛的出使英、法、比、意四国日记,一方面因为薛福成是清代放眼看世界的先驱者之一,在他的这部著作中,记载了1890年2月以后的欧洲见闻,让身处关中的于右任开开眼界。但更重要的是,叶学台认为薛福成在清末黑暗腐败的官场中,算得上是一位难得的好官,他除了在政治上有很好的名声, 在学术上留下了好的著作外,在外交上也做了不少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(例如:全力保护华侨就是他的德政之一),让年轻的于右任从薛福成的著作中能学到某些治国做人之道。

以全省教育首长之尊的提学使,如此看重一个年轻的秀才,称誉其为“西北奇才”,实属罕见。于右任来自农家,与叶尔恺素无渊源,叶对于右任如此垂青,主要是从于右任的试卷中看出他的学识出类拔萃,才气纵横。于右任所做的十几篇试卷,涉及各方面的学问,给叶尔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可惜的是,百年来历经动乱变迁,斗转星移,沧海桑田,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看到这些试卷了。但从他同一时期所作至今尚留存的少数几首诗中,我们还可以一睹他当时目光敏锐、见解超群的风貌。如《右任诗存笺》列为第一首的《杂感》诗,于右任把我国历代称颂伯夷、叔齐兄弟俩不食周粟、饿死在首阳山的这件事,一翻数千年来的定论,谴责他们兄弟俩阻挠周武王伐纣的革命,诗云:“……夷齐两饿鬼,名理认不真。只怨干戈起,不思涂炭臻。心中有商纣,目中无商民。叩马复絮絮,非孝亦非仁。纵云暴易暴,厥暴实不伦。仗义讨民贼,何愤尔力伸。”这种看法很有见地,格调新颖。经叶学台的识拔,于右任声誉渐起,名重一时。

继叶尔恺督学陕西的是沈淇泉(又名沈卫,沈钧儒先生的叔父)。时陕西又遇严重旱灾,死亡枕藉,沈学台在上海等地筹募一笔巨款,在三原开设粥厂,救济灾民,希望找一个年轻有为的人来管这事。这时,于右任正在宏道书院学习,书院的孙芷沅山长向提学使推荐这位高足出任粥厂厂长。

他初出校门,看到饥民鸠形鹄面,啼饥号寒的惨状,不由得他不努力从事施粥工作。于右任虽无社会公益工作的经验,但本着为饥民服务的宗旨,在粥厂内创立了独立的会计制度,培训了二十多个民工各司其职,把繁忙纷杂的粥厂管理得井井有条,使嗷嗷待哺的灾民及时得到救济,渡过了灾荒难关。他由于昼夜忙碌,竟累得生了一场大病。直到第二年新粮即将登场,把余粮分给了饥民,施粥工作才告一段落。

这所粥厂,就设在三原西关渠岸三官庙内,入民国后,于右任来陕西领导靖国军时,在粥厂的原址办了一所民治学校,为家乡培养了不少人才。

这个粥厂前后办了一年,使于右任的组织管理才能受到很好的锻炼,但学业损失甚多。因此,粥厂结束后,他要求继续学习。沈学台支持他的要求,并把他送到当时关中著名的陕西中学堂继续深造。

陕西中学堂设在西安城内校舍宽大华美的北院,总教习(教务长)是江夏(武昌)人丁信夫(树保),他对经史研究很深,颇有心得,故讲解详明,于右任在校半年,受益极多。

这一年正是庚子年(1900年),国难当头,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,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出奔,狼狈地逃到西安,把陕西中学堂连同巡抚衙门改为西太后和光绪帝的行宫,学堂不得不宣告停顿。时岑春煊任陕西巡抚,当西太后母子的銮驾进入西安时,岑春煊命令学堂师生衣冠整齐地跪在道旁迎接“圣驾',足足跪了一个多小时,好不容易等到“圣驾”通过,才有人喝令大家起立散开。这事使于右任大为愤懑,国家已弄到这副样子,皇帝都要逃难,慈禧还要摆臭架子,兴师动众要大家跪着迎接她。他越想越气,回到宿舍,马上写了一封信给巡抚大人岑春煊,要他趁此机会杀了西太后,拥护光绪皇帝重新实行新政。

这里还需补叙一下:于右任少年时,因受长辈们的教育,逐渐形成不满清朝统治的民族意识。他7岁时,某日傍晚,伯母一家老少二十余口在麦场上“喝汤”,闲谈中他表哥突然发问:“我们读了《百家姓》,为什么书里没有县官的姓呀?”于右任的四外祖回答道:“他们是满洲人,两百多年前满洲人打败了明朝的朱皇帝,占了明朝的天下,所以我们的《百家姓》里,不要他们的姓。”他的四外祖没有念过书,他所讲的也并非事实,实际上《百家姓》始于北宋年间,根本不存在“不要他们的姓”的这回事,但于右任听了,似懂非懂,却因此萌发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。他长大后受刘古愚、丁信夫、朱佛光等老师讲授新学的影响,以及谭嗣同《仁学》等著作的启发,他的政治倾向逐渐接近于维新派。及至戊戌变法失败,六君子被杀,他很同情失败者。所以这时,于右任眼看国家遭了大乱,八国联军占了北京,慈禧逃难还有心思大摆阔气:凡是她经过的道路,都要用黄土铺垫,净水泼街,数百人手执旗帜、灯笼、斧钺、宝扇、红毡等为她开路助威,成千上万的臣民跪在路旁接驾。这一切使他怒火中烧,回去立即写了这封信。

信写好后,被同窗好友王麟生看见,力劝于右任不要太莽撞:岑春煊巴结西太后唯恐不及,怎么会去“手刃西太后”呢?你的信到了他手中,只会白白地送了性命。于右任听了王麟生的劝告,打消了这“上书”的幼稚念头。

由于于右任赞成新政,因而与陕西提倡新政、新学的有识之士都有来往。当时,陕西提倡新学最力而又最彻底的,当推三原朱佛光(先照)。他本是一位小学家,兼治经学,后来又从自然科学入手研究西学,写文章也是一等好手。他是明朝秦愍王朱楝的后裔,具有强烈的反清思想。所以,他讲起学来,每每推崇顾炎武、王夫之等人的思想,借古讽今,宣传变革。他的盟弟毛俊臣(昌杰),是个经学家,对于词章也很擅长,在学行上朱先生与毛先生各有所长,他们两人的合作,称得上是珠联璧合、相得益彰。朱先生还与孙芷沅在陕西发起成立天足会,反对妇女缠脚,又创设“励志学斋”,集资购买新书,以开风气。所以,朱佛光也是于右任确立革命思想的启蒙者之一。

那时的陕西,交通闭塞,不像上海等沿海城市容易看到新书新报,适逢莫仁安、敦崇礼两位牧师在陕西传教,于宝文因刻书关系与他们熟悉,向他们借了不少《万国公报》、《万国通鉴》,于右任不时翻阅他父亲借来的这些新报刊,对于环球大势,有了一些新的了解。听说朱佛光以新学教授弟子,心实向往,他便毅然拜在朱先生门下,连带对朱先生的盟弟毛俊臣也执弟子礼。由于得到两位名师的指导,于右任的视野更为开阔,思想也日趋新进,所写的诗,不再囿于个人的喜怒哀乐,把笔触扩展到亚洲及世界的范围。如他写的一首《和朱佛光先生步施州狂客原韵》的诗,就很有气势:

愿力推开老亚洲,梦中歌哭未曾休。

人权公对文明敌,世事私怀破坏忧。

偶尔题诗思问世,时闻落叶可惊秋。

太平思想何由见?革命才能不自囚!

于右任的同学茹欲可、程运鹏等,平时很喜欢看曾国藩、胡林翼的文章。有一次,朱佛光先生特地提醒他们:“曾、胡的文章虽好,题目则很差,请留心。”朱先生所说的“题目”,主要是指曾、胡两人文章的主题和内容。于右任在一旁听了,大受启发,以致把买来不久的《曾文正公集》、《胡文忠公集》等新书毫不惋惜地全烧了。

这一时期的于右任,既富于民族的义愤,又具有强烈的求知欲,他抱定决心要从游关中所有著名的学者,吸取他们的所长,充实自己。味经书院的山长刘古愚,是关中经学家的领袖,精通“四典”,兼长历算,素以经世之学教士,当时有南康(有为 ) 北刘(古愚)之誉。戊戌政变发生,刘古愚感愤之余,曾遥祭六君子,被清吏侦知,对他格外注意,时常派人窥探他的行踪及与其来往的人。一些读书人都明哲保身,不敢和他接触,而于右任偏偏在戊戌政变发生不久、谣言朋兴的十月,去拜访这位为清吏所侧目的刘古愚山长,连刘古愚先生也很惊异,情不自禁地问:“你怎么在这个时候来看我?”于右任坦然地说:“正因为是这个时候,我才来就访先生。”刘古愚听了很受感动,留他住下,待之甚优,每有所问,悉心指导。


「转载」《于右任传》——西北奇才

几年中,于右任从游了许多名师,经过他们的指点和自己的探索,加之读了不少书,包括西方的译著,因而眼界日高,对列强环伺、祖国沉沦感到无限的悲痛。虽然在1903年中了乡闺(举人),但一股潜在的革命意识,在脑子里“旋蜇旋动”,终于向自己提出了一个既严肃而又至关重要的人生观问题:我这一生,到底是循例走科举应试的道路,博个一官半职、封妻荫子,谋求个人和家庭的荣华富贵?还是投身改进(改良)这个社会?到戊戌变法失败后,他认识到改良这条道路走不通,从而得出了“吾人当自造前程,依赖朝廷时难俟”(《从军乐》)的结论。


「转载」《于右任传》——西北奇才

于右任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为 书法爱好者题词:写字为最快乐的事。

于右任与辛亥革命前其他许多革命党人一样,经历了“反清——改良——革命” 这一摸索过程,等到迫害及身,献身革命的意志才最终确立。

下章:《于右任传》——亡命上海

(图文整理:于振华,感谢原作者。如有错漏,敬请谅解)

《袁子才古诗100首》:等您翻牌子呢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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